共學

天工開物──現代生活與技術史

由立方計劃空間企畫的講座系列「學實學校」(Praxis School),自2018年9月起至明年2月,共有9場次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共學平台」中登場,今年主題「天工開物──現代生活與技術史」聚焦於探討人與物的關係及其歷史,以及我們如何回應這種變動之中的技術史演進。

「天工開物──現代生活與技術史」全系列講座總計共12場次。自2018年9月的第3場講座起,共有9場與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合作主辦,講師與回應人包括黃孫權、李尚仁、劉妍、謝英俊、徐文瑞、洪廣冀等。

系列講座場次簡介|

2018/9/15 (Sat.) 2-5pm
創新 v.s.使用──如何看待科技
講師:李尚仁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reators大樓一樓(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我們生活在一個推崇科技創新的時代,在官方、教育灌輸與媒體論述中,科技創新既是個人才能的表現、也是教育的目標與成果,更是國家命脈之所繫。只有透過科技創新產業才能升級,經濟才能成長,個人生活才會改善。今天我們面對的種種重大問題,不論全球暖化、能源供應和環境污染,主流聲音總是鼓吹只有透過科技創新才能解決。我們也常聽到我們活在一個「不斷創新的時代」、「科技變遷日益快速」、「無法跟上新科技就會被淘汰」等說法。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環顧四周我們所使用的科技,有多少是新近發明的創新科技?又有多少是沿用已久但不斷改良的老科技?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從能源、交通到環境污染和糧食供應,真的需要等到發明新的科技才有辦法解決?或者這種等待新科技的論述,只是拒絕採用會妨礙強大既得利益的有效解決方案,而故意轉移注意的拖延遁詞? 這場演講將藉助英國科技史學者大衛・艾傑頓在《老科技的全球史》一書所提出的觀點,指出「使用」是科技重要性的關鍵,而有重大影響的科技往往是廣泛使用因而已經有相當的歷史。透過此一不同主流的觀點,這場演講將提出對科技的不同視野和思考角度。

2018/10/27 (Sat.) 2-5pm
謝英俊的建築實踐(一):營造技術與文化傳承:中國東南與西南的兩個觀察點
講師:劉妍 / 回應人:謝英俊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聯合餐廳一樓(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在中國東南閩浙兩省交界山區有一種特殊的橋樑建築:編木拱橋。使用相互交織的梁木體系,能夠實現較大的跨度能力,在高山深澗間溝通道路、構架生命線。這個偏僻的區域內今天尚有百餘座歷史木拱橋遺存,更或貴的是傳承逾兩百年的家族匠作傳統。2009年「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被列入國際教科文組織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木拱橋迎來了史所未有的關注與營造熱潮,大量的「非傳承」匠人加入造橋行列。 在四川涼山彝族地區,雖然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在歷史上曾經發展出一種繁華精製的家屋建築,受到建築學界的矚目。近年的新農村建設中,一方面大量傳統建築正在迅速消失,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間都在探索使用地域性的建築語言在新建設中表達「民族性」,而二者的目的和手段大不相同。 在當代的城鄉社會經濟模式變化中,傳統匠人的生產與傳承方式正在發生劇烈改變,並將決定性地改變民間建築的文化傳承的方式。本次演講將分享以上兩個形式迥異的觀察案例,藉以一窺中國鄉村的現代化進程與營造傳統之間的張力,並借用謝英俊老師的項目案例,探討建築學者的學術視角與建築師的實踐介入,當如何更好的服務於鄉村建設與文化傳承。

2018/10/28 (Sun.) 1:00-5:30pm
1-3pm
謝英俊的建築實踐(二):建築工作的社會性
對談:黃孫權、謝英俊
3:30-5:30pm
謝英俊的建築實踐(三):總結論壇
對談:黃孫權、劉妍、徐文瑞、謝英俊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聯合餐廳一樓(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 老子,道德經。
2018年,由黃孫權策展的《為無為─謝英俊建築實踐展》將在台灣高雄市立美術館九月21日開幕,展覽將橫跨至2019年春,隨後全球巡展。歷史上這個時刻曾是兩岸巨大傷痛的時刻,台灣921大地震的十九週年、八八風災的九週年、汶川地震九週年、雅安地震五週年、廬山地震五週年,也是尼泊爾地震後第三年。這些災難地點,都可以看到謝英俊建築師的身影,其建築實踐所帶的社會修復能量,不僅只是災後重建蓋房子而已。如謝英俊所言:「災後重建不是解決災後的問題,而是解決過去累積的問題。」災後有意義的建築乃是思考人類在自然環境中如何永續寓居。如何提供可負擔與善用當地材料的農民建房,在城市巨構的公共性與個人的創造性間取得平衡,將現代建築模組化的技術進化成為人民自立建房的基礎,以弱建築成大營造,從匱乏達豐富。表達其建築實踐特性的,正是老子這句:「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 此次對談,將以策展人的田野思考與建築師的建築理念為對話,深入建築工作社會性之思考。建築不是形式的水泥盒子,環境倫理不是人類世的永遠外部性,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思考社會生產中的建築。 本日第二場將有建築考古學者劉妍、獨立策展人徐文瑞的加入論壇,以多重視角探討謝英俊的建築實踐理念。

2018/11/24 (Sat.) 2-5pm
人類世與當代藝術(一) :人類世及其不滿
講師:徐文瑞/回應人:洪廣冀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工作坊Workshop空間(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人類世與當代藝術」系列演講 現當代藝術關注環境生態議題,已有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歷史。但是隨著全球暖化,環境危機擴大,及至最近二十年來,科學家與人文社會學家提出「人類世」概念,藝術界也開始重新審視生態與藝術的複雜關連。本系列演講,將探討人類世議題的不同面向,進而提出我個人的理論與藝術回應「本草城市」和「規模美學」。 先定義人類世,以及引發的知識論、存有學和政治理論方面的幾個相關問題,例如後人文主義、生態智、存有學轉向。並回顧過去幾年的國內外展覽,探討藝術界如何重新界定生態與藝術的關連。接著,進一步討論人類世的質疑,關注其中殖民論述的陰影,對普世主義的批判,並檢視宇宙政治的提議。

2018/12/8 (Sat.) 2-5pm
人類世與當代藝術(二):本草城市
講師:徐文瑞 / 李育霖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共學教室(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從後人文主義出發,將城市視為一個複雜生命體,形成新陳代謝的生態體系,探討當代城市與自然的關係,尤其全球都市化、基礎設施、城市拼裝與賽博格。本草城市也是一項涉及宇宙政治的藝術計劃,以中醫本草學作為存有學和方法論的指引,進行展覽、論壇、踏查、表演等實作操演。

2018/12/22 (Sat.) 2-5pm
人類世與當代藝術(三)規模美學
講師:徐文瑞 / 回應人:郭昭蘭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共學教室(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人類世的主張,使時間與空間的規模變成關注的焦點。是人類活動的規模,造成地質與氣候的改變。同時,人類世也重新界定歷史意識,把歷史從農業社會,或甚至近現代國家發展,擴及地質與物種演化的時間。本演講從技術史、生態歷史出發,探討人類世時期感官經驗模式的變化,討論藝術家如何結合科技與數字,以及不同普遍知識的感官形式,建立以「規模」為基礎的美學。

2019/1/26 (Sat.) 2-5pm
科學的邊界,邊界上的科學
講師:洪廣冀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共學教室(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科學與邊界是兩個似乎應該清楚分開、卻又彼此糾纏的類別。一方面,我們常說「科學無國界」,彷彿科學知識就應該放諸四海皆準,而科學家就應該捐棄彼此在國情、族群、文化及政治上的差異,勇於跨界,攜手為追求真理而努力。另方面,我們又不時認為,科學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產—每當有新科博士拒絕回國服務,或知名學者去國高就,我們總習慣將之視為國家民族的損失。從這樣弔詭的現象出發,我的演講將會說明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是如何處理邊界。從最早期的實驗室研究開始,我將依序說明科學知識社會學、行動者網絡理論、社會世界理論、場域理論、拼裝觀等不同的分析視野是如何處理科學與邊界。藉由系統地回顧科技研究中的邊界概念,我試著主張,在這概念與物質的流通幾無邊界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如何跨界的行動綱領,同等重要的,是以細緻的歷史及民族誌為基礎的「邊界研究」(border studies)。

2019/2/23 (Sat.) 2-5pm
科學在旅行,旅行中的科學
講師:洪廣冀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工作坊Workshop空間(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77號)

證諸歐美科學史過去十年的研究趨勢,一個重要轉向便是研究者不再把視角局現在實驗室、博物館、田野等科學知識的生產地,而將重心放在科學知識是如何「旅行」(travel)。在一篇發表在科學史權威期刊Isis上的文章中,長期關心維多利亞時期博物學的科學史家James Secord(2004)便指出,儘管以科學之生產地為中心的研究成功地挑戰傳統「科學無國界」的說法,凸顯科學知識實非如古典社會學者涂爾幹所說的「獨立於任何地方脈絡」,然如此以地點(site)為單位的取向卻讓科學史顯得破碎與零散。Secord認為科學實為一類「溝通的形式」—這也意味著研究者得將視角放在講堂、沙龍、學校、出版社如此科學知識的集散地,並整合閱讀史、書籍史等取徑,從而揭露科學知識之「活動、翻譯與傳播的過程」。 以Secord已成經典的文章開始,本演講將介紹晚近科技研究者是如何處理科學的「旅行」,以及發展所謂的「科學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或「超越後殖民主義與後實證主義」(beyond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positivism)的研究取向。在介紹廣受研究者重視及討論的經典案例後,我會從自己從事日本殖民科學史的經驗出發,跟各位一同探討這段時間一直困擾我的疑問:為何追溯日本科學家及機構與歐美學術傳統的聯結即代表日本科學的全球化?這是不是意味著研究者有意無意地接受了如下假定,自日本的社會中長出的知識傳統—不管是原生還是移植的—均為在地的,而起源於歐美者便是全球的?如果遵照地理學者的指示,我們得把號稱「普世性」的歐美科學予以在地化,那麼,那些非西方的知識傳統是不是也要在地化、而不僅是以「日本」、「中國」及「韓國」等空間單位來涵蓋?